第一章 步入社会

2003年7月。甘一鸣怀着兴奋复杂的心情从塞上古城榆林师专毕业了。他把个人档案送到县人事局，在焦急和兴奋中等待着县人事局像往届一样把他分配到中小学教书育人的岗位上。

        经过炎热漫长七月份的等待，甘杰洼村中小学生开始准备报名上学去了，各所学校眼看着到了开学时间，而甘一鸣的分配情况却如泥牛入海，丝毫没有动静。焦急烦躁的甘一鸣再也不能沿着绕了大半个村的黄河畔吆喝着自家的羊群拦羊了。

        八月中旬的一个早上，天朦朦亮，甘一鸣骑着大哥的摩托车从村里出发到县城打探消息，穿过羊肠小道，路过众多小山村，奔波一百公里，直奔他就读三年的青涧县城。

        时至中午，甘一鸣到达县城城郊，转过一个急转弯，前方五六十米处，赫然站着一辆警车，两个交警向他招手示意停下来，他一紧张一个急刹车，摩托车失去控制，在惯性作用下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两个交警过来查看情况，其中一个边走边骂：“憨小子，不要命了”。

        甘一鸣踉跄着站起来，右胳膊在胶泥路面上蹭去一块皮，他忍着疼痛准备接受交警的处罚，因为摩托车是他哥崔凤鸣从县城低价买来的“贼货”，根本没有正规手续。当交警让他拿出摩托手续时，甘一鸣说：“摩托车是借来的，我的手续也忘在家里了。”

        其中一个叫“二狗子”的交警说：“什么证也没有，要么罚款两千元，要么行政拘留半个月。”

        甘一鸣近乎哀求着说：“我现在就有二百块钱，哪有两千块钱啊!”

        二狗子说：“没有不行，我们正愁拘留任务完成不了呢，算你一个。”

        甘一鸣从身上拿出父亲给的二百块盘缠，说：“哥，放过我吧！我就有二百块钱啊。”

        二狗子说：“二百也行，二百就没有罚款票了。”

        甘一鸣说：“没有就没有，又不报销啊！”

        给了钱后，甘一鸣又疼又气，骑着摩托车来到县城，到同期在榆林师专毕业的同学王天明家，王天明父亲在县文化局上班，消息比较灵通。

        甘一鸣和王天明不是一类性格学生，王天明父母在县城上班，家境比较富裕，行事高调；甘一鸣农村家庭，性格内向，做事低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在学校关系一般，没事不联系。甘一鸣到王天明家见到王天鸣后说明来意，王天明说：“我爸爸也是刚从县人事局得到消息，从我们这届开始，县里不再分配从学校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了，我也是没办法准备当兵去呢！”

        打听到消息后，甘一鸣有气无力的拖着疲惫的身体骑着摩托车往回走，一路上只感到头晕目眩，从未有过的无力、无助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到甘杰洼村后黄河边上的公路上时已到下午，他此时不想见到任何人，感觉每个人都在嘲弄他，更不想回家见到父母，他不知道怎么告诉父母这件事。甘一鸣停了车，来到黄河岸边，躺倒在热腾腾的沙滩上，痛苦像决堤的河水一股脑袭来撞击着他的思绪。

        记得刚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高兴的彻夜难眠，终于如父母所愿，跳出农门，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干永远也干不完的庄稼活，再也不用像父辈和兄长一样年年立务那漫山遍野的红枣树，更不用不着一天天一年年赶着羊群绕着黄河畔上的石崖拦羊了！

        如今，父亲甘树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他从榆林师专就读出来，满心欢喜的指望儿子甩掉锄头，跳出农门，走出世世代代生活的崔杰蛙村，同时也给他在村里增加点做人的尊严，现在，无疑是给他极大的打击。

        甘一鸣痛苦的思索着：“如果我当初初中或小学辍学随着村里的人南下打工，此时的我或者在南方某个电子厂的生产线上工作，或者在某幢大楼上切割着钢筋，或者在经营着自己的小饭馆……如果我当初更好好的学习，高考中能考出好成绩，上一所好一点的大学，我毕业后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他在想一万个如果的时候，迷迷糊糊睡着了。

        一阵晚风刮过河床将他吹醒，已到亮灯时间，他感觉远处村里一孔孔窑洞发出的微弱灯光像他的人生一样迷惘昏暗。

        他站起来抖了抖身上的沙土，朝家里走去，母亲该担心他的晚归了。回到家时，父母做好饭焦急的等待着他的归来，见他脸色不好，感觉到了事情不妙。

        甘一鸣一头躺倒在炕上，失望的说：“今年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县里不分配了，都要自谋职业，我们同学为了找工作准备当兵去，以便退伍后找工作。

        父亲甘树田听后眼里闪过一丝泪点。

        甘杰洼村全村一窝子人都姓甘，是陕北高原上鲜有的姓氏，甘家祖辈世代口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北宋期间，建都今银川的西夏王朝党项族被蒙古大军攻破，城破之日，蒙古大军遵照死于和西夏王朝交战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遗嘱，对党项族屠城，党项族幸存下的一小部分逃到千沟万壑人烟稀少的陕北高原，隐姓埋名，希望今后能苦尽甘来，改为“甘”姓，并立下家规，今后甘氏男耕女织永不离开村子，世代相传。甘杰洼村就这样形成了。随着时代的变迁，祖辈的家规已经被淡忘，但封闭的思想一直根植于甘杰洼村民中。

        甘树田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甘凤鸣小学上到四年级跟着村里师傅学了一门“石匠”的手艺；二儿子甘怀鸣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三儿子甘树鸣大学刚毕业。甘树田是要强的人，在村里当了十几年党支书，说一不二，也为家里捞到不少好处，村里凡有政府下发的救济款、救济物，都是自家拿过以后再按关系远近分发，最后象征性的给村里孤寡老人、贫困户一点。

        甘树田每次去镇上开村干部会，看着镇政府耀武扬威的干部，他心里很不好受，狠下决心要把三儿子甘一鸣供出去，为了让甘一鸣把书读好，吃上“皇粮”，在甘一鸣漫长求学的道路上，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在家里从来不干体力活。在县里上高中时，社会秩序一度很乱，学校风气不好，为了让儿子规规矩矩上学，母亲何秀兰放下家里所有家务活，在县城租了房子为三儿子甘一鸣洗衣做饭，管理其不在外面生事。

        母亲何秀兰听后近乎哭着说：“我娃这么多年的书白念了吗！”

        父亲甘树田叹了口气，说：“我们村的甘树旺，我和他小时候一起上小学，他家庭条件好，学习也好，一直上学，后来在省里一所大学任教，前两年退休了，回来发展民办教育，在县里创办了‘秀延中学’，你去找他，看能不能做份教师的工作，我儿年龄大了，有份工作能养活自己，也好找个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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